大家阅读会发现，有许多主张说法律解释只有司法解释，其它解释都不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为什么会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看国外的理论就会发现 ，他讲的这个法律解释 经常放在具体的司法个案裁判中来研究，很少在一般意义上泛泛的谈这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它在法律实施的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前一个问题涉及到经常所讲的事先解释和事后解释，立法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即立法解释须分为事前解释和事后解释，前者是指预防在法律适用时发生疑问而预先在法律中所做的解释，比如诉讼法中什么是当事人、什么是证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03] 由于国家方面总是基于第10条第二款所确认的一个或多个合法目的为其干涉行为辩护，从欧洲人权法院方面看，审查干涉行为是否合乎比例或者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也就是要审查这样的辩护是否具有说服力，以确保干涉符合民主社会的真正利益，而不只是伪装了的政治上的便宜行事[104]。在被争议的处罚决定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律师协会当时的意图与公认的立法目的不相对应。
例如，在Kruslin案的判决中，该法院广泛地讨论了法国的判例法[78]。对许可的解释，有必要考虑不同缔约国的实践，从公约起草时和当下的情况看，许多缔约国建立了国家垄断广播电视业的制度，禁止私人或私人组织向一般观众广播，因此，许可一词不能理解为绝对排除国家对电视业的垄断。[38] 欧洲人权法院所说的传送或接收信息的手段除了常见的言谈行为外，还包括印刷(Handyside案)、电台（Groppera案）[39]、电视（Autronic AG案)、艺术创作(Muller案)、电影(Otto-Preminger-Institut案)等。此监督既涉及被挑战措施的目的，也涉及其必要性。[40] （二）法院的辨析 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说的表达自由权，涉及到若干重要的用语，如持有意见的自由，接受和输出信息和观念的自由，要求……获得许可证,等等。
（三）过滤装置：对特点的再思考 如果说欧洲人权法院在裁判中往往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的适用范围（也即表达自由的范围）不加限制，从而构成其鲜明特点的话，那么由上述分析可以表明，这种不加限制的特点并不意味着该法院在这方面毫无作为、不加辨析。这些条件限制，为实际认定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否合法正当、进而确定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提供了健全的法律推理的思路。这种对法律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区分，对象是文本，目标是文本或法律条文的意义，与刚才所讲哲学家在一般意义上对有意义的形式和意义的区分思路相像，而且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也大致相当。
比如国外很多议员总统都是搞法律的，他们信奉法律，所以能实现法律和人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互动。第一个方面法律解释成为一种解释现象，只是解释现象之一，作为这样一种解释现象所存在的场合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种推而广之的理解的。比如事前解释，带有很强的法律创制性，而事后解释就不一定这样，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事后解释到底怎么看，这种解释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有特别大的作用。在这样一种规则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对比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法治的兴衰，它是存在派别的。
搞法学研究，造诣的深浅实际上就在于面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一种认识。第八，文本不受直接指称的限制。
第二个是权威性，法律文本是一种权威性的文本，在司法裁判的法律适用过程中，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必须以对法律文本权威的承认为前提，必须服从制度和程序的制约，而且，强调这种制约并不需要担心被指责为专制主义。特别是近现代法治是民主的城堡这种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立法解释是不是解释，香港的一些法律人士对什么是人大的解释到现在也还弄不明白是什么回事。第三个问题：什么是法律解释 从理论上讲有法律就有对法律的解释，法律解释的历史同法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同样久远的。
拿破仑在组织编纂《法国民法典》的时候，他就带有这样一种确信，他认为法律可以变得很简单，任何一个可以把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人都可以作出法律上的裁决，都可以做法官，都可以适用法律。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的前提，抽象的法律条文只有通过解释者的解释才能变得实际有效，才能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实现对接。国内理论上到目前为止在分析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如果把法律实践区分为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领域，法律解释是不是只存在于法律实施而不存在于立法。所以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立法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以传统的立法理论、传统的法治观念是很难面对的。
大家要注意，他讲的是解释适用，不是创制规则。有的是把事实剪裁的符合法律的规则的范围。
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理论上所倡导追求的规则之治在现实中却处处表现为一种规则对人的依赖，所以我们会发现法律在很多法律实施者那里像谜一样的令人难以琢磨。当然要承认他们的这种理解是更为普适性的。
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学者研究的并不够，这也是一种很艰难的选择，要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下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典籍的运用、史料的运用把握就不可缺少，我自己的感觉是到现在为止国内可能还很难提供这样一种资料。这种区分是非常有意义的。解释从最根本意义上讲就是理解，而理解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有人的存在就有人的理解，就有人的意志活动。这里简单讲一下文本理论，希望大家有所关注，法国哲学家利科认为，文本作为以书写方式固定下来的话语，相对于以言谈方式出现的话语来说有三个不同特点：首先，在言谈的说与听关系中，说话者的意向和说出的话的意义一般是重合的，说话者总是要说他想说的东西，听话者则是要把握说话者的话意，并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与说话者直接交流。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带有很强的这种近现代法治的对比功能认识的状况？这是对法治的一种原初的理解。四、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制度的本土特色? 哪些是本土特色，哪些是大陆法传统口语的一个延续，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背景，这个问题就是不清楚的。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体会我所讲的理解和说明。近代法治的这种最初预测就建立在这样一整套的观点之上。
还有认为抽象解释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的范畴。一方面我们讲在法律解释的层面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具体的法律适用无需解释法律，在制度上存在抽象解释。
以前马克思讲语言是人生斗争的一种工具，有没有这个工具好像不影响我的生存存在，但是再想一想如果没有语言我们还有人吗？没有语言肯定没有文化了,语言是文化的开始，没有了文化还有人吗？实际上理解和人的存在是可以等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活动当然是人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都存在于人对文本的理解，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法律解释在什么意义上有在什么意义上没有还是采取一个开门政策比较好，而且门应该尽可能开的大些。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载体，法律规范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
台湾学者黄茂荣写的一本书《法律方法与民法》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或标的和法律解释的目标是两个不同概念。例证二：在西方，设立法律解释权主要是大陆法系传统的一种实践。所以这就有一个认知上的反映论，这就使得我们传统的规则主义和形式主义变得宽了。它和如何更好的理解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例如，如果解释者奉行的是主观说（历史原意说），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主观意图，那么他就会把包括立法准备材料在内的各种反映立法者意图的历史材料归入法律解释对象的范围。所以在拿破仑的信念里面，可以通过一种法律创制活动、法典编纂活动对社会提供一种对将来发生之事有充分预见的规则体系，有了这样一个规则体系之后，我们要选拔一些不是傻瓜的人来做法官，就可以实现法治，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这种有序化。
比如中国地方法院无权解释法律，如果它必须要解释法律的时候必然要采用剪裁事实的方法来对它解释法律来进行正当性操作。定义是必要的，无论是从叙述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交流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定义，是操作性意义上的定义，是交流意义上的定义，当然它也涉及一种具体意义上的定义。
对法律解释现象的研究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集中表现在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看法。三、法律解释的主体 法律解释主体的范围取决于对法律解释场合的认识。
这就是说任何语言都有一个空缺机构，都有一个灰色地带，而法律是用语词来表达的，司法判决是借助于语词来构书的，当我们读到这些语词如何进行理解的时候，可能就不得不面临由于语词的这种开放特性所造成的歧义和模糊，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法律解释的目的则是指法律解释活动及其结果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如何妥善的适用法律。这里所表达的有意义的形式和这个形式所承当的意义的这样一种区分。各种解释都是解释，但是事前解释和事后解释，具体解释和抽象解释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前者强调的是弄清法律文本的意思，以便适用法律条文或者形成一般的解释规定，后者凸现的是为了正确适用法律，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法律文本的意思。它所针对的是法律主体的外部行为，而不能在内心刻划、感情描述上比高低。
法定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检察解释、行政解释，这些都是有权力的机关的解释，学理解释就叫无权解释，但是若没有学理解释法律解释不就成强权解释了吗？强权为什么说学者的解释就是无权解释呢？把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权力是我们中国的一种特别的现象。为什么讲这个典故，实际上这两个进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正常智商的人都有一个想象力，可以把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如果不具有这样一种能力的，可能就是傻瓜或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奇才、天才。就是在具体个案裁判中只能是适用法律不是解释法律。
